主题：第一代农民工养老保险难追缴 成养老负担

最近三个月，57岁的周杰一直在不安中度过。他不停地向一些农民工公益组织、其他工友打听，“补缴养老保险的政策有没有出来？”但得到的回答都是：“还没有。”

周杰是深圳宝德玩具厂的一名工人。这家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的玩具厂，成立于1989年，主要为美泰、迪斯尼等品牌代工玩具。

今年8月8日，他和全厂约3000名员工一起停工，停工的理由被写在一条横幅上，挂在厂门口—“争取合法合理权益（养老保险、工龄、高温补贴）。”

1994年，周杰就到宝德玩具厂工作，但从2008年起，工厂才为他购买养老保险，而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。《第一财经

.)日报》记者获得一份工人致厂方和深圳市总工会的《集体协商谈判邀约书》显示，宝德玩具厂332人中85人从未购买过养老保险，其余247人从2008年开始才陆续购买养老保险。

尽管养老保险补缴事实清楚，大部分工人也能提供以往的劳动合同，但工人们的养老保险补缴并不顺利。目前，工厂已经同意给工人补缴，不过要按照深圳市相关补缴政策来执行。《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》（下称《条例》）2013年起实施，实施细则仍在征求意见中。

工人、工厂和社保部门三方利益诉求无法达成一致，使得这一历史欠账悬而未决，而在深圳这类养老保险欠账涉及的工人不在少数

被忽略的养老保险

还有两年，周杰就要退休了，因工厂从2008年起才为他购买社保，未满15年的缴费期限，他将无法在深圳领取养老金，他有14年的工龄未被计入社保。

周杰面临的养老保险历史遗留问题在深圳极具代表性。1998年，深圳颁布了《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》，当时条例并没有将宝德玩具厂这类“三来一补”企业纳入养老保险缴纳范围内。

在随后2000年的《条例》修正中，“三来一补”企业被纳入征缴范围，以此推算，至少从2000年起，宝德玩具厂就应该为其工人购买养老保险，周杰和同事们的养老保险少缴了至少13年。

2000年前后正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，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面对强势的资方并无议价能力，养老保险理所当然被众多制造业企业作为包袱甩开，加上当时工业区的信息条件限制，农民工对相关政策规定一无所知。

同时，“养儿防老”这一观念在农民工群体中根深蒂固，社会养老保险未被信任和重视。许多工人将养老保险视为对自己工资的一种克扣。“当时以为自己还年轻，怎么会想到养老保险。”周杰对当时没有重视养老保险略感懊恼。

宝德玩具厂员工的遭遇在珠三角“三来一补”企业中具有代表性。深圳一家试图推动农民工养老保险补缴的NGO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说，深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靠农民工支撑，但因为历史原因，第一代农民工并未纳入养老保险体系，现在临近退休，补缴养老保险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。

补缴的三角难题

为了追缴自己的养老保险，周杰辗转找了很多部门。今年4月，他拿着补缴申请书到深圳市人大、深圳市总工会、法制办、社保局等部门，但都没有得到合理答复，无奈之下，他和工友们采取了停工的方式来引起关注。

7月19日，332民工人中的6名代表向工厂就补缴养老保险一事发出集体协商邀约。但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，厂方一直未作任何回应。8月1日，工人再次向厂方发出请求协商通知。厂方仍无同意谈判的答复。8月8日，宝德玩具厂3000名工人在赶货期以停工方式给工厂施压。8月9日，厂方终于正式回应工人请求，与工人代表协商谈判。

经过两轮协商，厂方原则上同意为工人补缴，但要求根据深圳市的具体法律法规来操作。工人们恢复了工作，补缴却悬而未决。在要求厂方协商的同时，宝德玩具厂的工人代表向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（下称“深圳人社局”）递交补缴申请，无果。

深圳人社局回应称，目前依照《条例》第四十条规定，社保追缴以两年为限，超过两年部分并不强制补缴。对于超过强制补缴年限部分，细则尚未出台，目前无操作办法，以此回绝了宝德厂工人代表的补缴请求。

深圳人社局所说的细则是2013年起施行《条例》的实施细则。迄今该细则还在征求意见状态，宝德玩具厂工人的养老保险补缴暂时未有法律依据。从细则送审稿的内容看，也没有对两年追缴期限做更明确的说明。

另一方面，细则并未将补缴之门锁死。细则送审稿十七条规定：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，可由其用人单位或者本人向深圳市社保机构申请补缴。

细则不明，使工人、工厂与深圳人社局三方陷入三角被动局面：工人希望全额补缴养老保险，但目前只能补缴两年；工厂要承担工人停工造成的损失；深圳人社局则因细则未发布，无法处理这一问题。

“补缴两年”的规定在几年前就曾遭到抵触。2009年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深发展”）两百余名离职员工在要求深发展足额补缴养老保险时，同样遭遇两年限制。当时深圳人社局表态，只能责令深发展为老员工们补交最近两年的社保，而超出时间的少交金额已经不在追溯的范围之内。随后，深发展百余名老员工以行政不作为起诉深圳人社局。